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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铁路局襄阳房建生活段单方毁约 承租人遭虚假诉讼损失惨重

日期:2022-01-07   浏览次数:377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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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他承包租赁武汉铁路局襄阳房建生活段(简称生活段)的房屋用于经营酒店,却遭遇了出租方屡次毁约,又以恶意伪造的租赁合同进行虚假诉讼,致使其合法权益多年来难以得到维护。
关键词:武汉铁路局襄阳房建生活段  
         近日有自称杨亚林的网友向媒体反映,他承包租赁武汉铁路局襄阳房建生活段(简称生活段)的房屋用于经营酒店,却遭遇了出租方屡次毁约,又以恶意伪造的租赁合同进行虚假诉讼,致使其合法权益多年来难以得到维护。

租赁房屋开办酒店,出租方屡次违约

据杨亚林反映,他于2004年注册成立了集美饮食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集美酒店),并于当年10月与襄阳铁路房建生活段签订了房屋承包协议,约定自2004年10月1日至2014年9月30日,承包并投资近千万建设了襄阳铁路大院房建生活段面积为1450平方米的新食堂用于经营集美酒店,租期十年。不久,襄阳铁路分局与武汉铁路局合并,新食堂失去服务对象。为此,2005年11月18日,双方又签订补充协议,将承包期延长至2020年11月30日,承包期改为16年,租金12万元/年。之后,房建生活段应铁路局要求,将承包合同改为租赁合同,租期为2014年10月1日至2019年12月30日,租金为14.4万元/年。

2010年,双方再次签订租赁协议,约定由杨亚林租赁生活段原铁路供应站二层房屋,租期自2010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0日。

2011年,杨亚林又通过签订协议租赁了集美酒店相邻的生活段另一座办公大楼,租期自2011年11月1日至2016年12月30日。

杨亚林反映,签完合同,他立即前往广东采购装修材料及所需物资,途中接到生活段经理李某胜电话,告知他段离岸铁路局主管领导拟将原办公大楼调剂给襄阳铁路公安处使用的意图,期限为3至6个月。但铁路公安处于2013年才搬出该租赁物,生活段于同年8月名义上将租赁物交给杨亚林。2013年底,生活段经理李保胜说上级领导又要求将大楼转交给铁路局指挥部使用。因他签订合同后,及时交纳了押金十万元,交付了1.75万元一个月的租金,投资建筑物、装修、及设备500多万元。但因生活段单方强行多次毁约,面临要承担大额的违约赔款,为逃避违约责任,生活段便构陷杨亚林欠缴租金,擅自施工改造办公楼工程等,继而通过铁路局某领导干涉司法,铁路法院以双方都有违约责任为由,判决赔偿杨亚林52.5万元,逼其解除租赁合同。

杨亚林反映,生活段伪造了租赁合同,并将集美酒店租赁合同恶意拆分成7个诉讼案件(他们明确说要用巨额违约金和高额诉讼费逼其就范)。于2017年8月向法院起诉,状告杨亚林欠缴房租。襄阳铁路运输法院(简称铁路法院)于当年9月立案受理了该案。

以下是生活段伪造的合同:

1.集美酒店2013年至2017年的租赁合同纯属伪造的假合同;

2.其中办公楼下和车库楼上按2014年和2015年两个合同分别起诉,这两个合同均系伪造的租赁合同,实际并未签过;

3.铁三招一楼(10间退6间)系伪造合同;

4.铁三招五楼系伪造合同

以上伪造的合同,法庭均已采信。

一审、二审判决有失公允?承租方提出多项质疑

对于一审判决,杨亚林表示难以接受,并提出了几点质疑:

铁路法院在起诉前已提前介入该案。

杨亚林说,据他了解,铁路法院一般只办理刑事案件,基本不涉足经济案件。但是在本案中,为达到将管辖权锁定在铁路法院的目的,铁路法院副院长徐某平和民庭庭长金某(杨亚林的姨妹)通过各种哄骗手段,诱导他在2017年3月6日签署了案件固定管辖权协议。生活段随后便于2017年8月提起诉讼。也就是说,在生活段起诉前铁路法院便已介入其中!

杨亚林说,2017年2月初,姨妹金某突然给他打电话,约他在襄阳商务酒店用餐。席间,在座的铁路法院副院长徐某平信誓旦旦说会秉公处理可能与生活段发生的合同纠纷。这次宴请由杨亚林买单。

几天后,徐某平让杨亚林开车送他到武汉,一起去了一个很私密的会馆,地址是团结名居桂圆2号楼一单元3103室,老板姓邵。徐某平告诉杨亚林会馆只接待法院的人,并介绍他认识了两个武汉铁路中级法院的庭长,说案子以后会由他们经手。这两位庭长分别是黄庭长和郭某球,二人还和杨亚林互留了电话。杨亚林说,徐某平为了让他入套,假戏真做,承诺会在这个官司上为他出谋划策。还要求当天由杨亚林刷卡买单并现场派发高档香烟等。杨亚林说,那次聚会他花费了上万元。

杨亚林质疑,身为法院副院长的徐某平,为何会如此看重案件在铁路法院起诉,竟至于要亲自设局构陷他?

1.违反司法程序

(1)判决标准不一。一审主体合同判决书中,金额用假合同租金计算,评估资产价值摊销年份按真合同计算。结案日期是2017年12月27日,资产摊销年份至2019年12月30日。

(2)漏判。(2017)鄂7102民初42号案的判决书中,法院明确认可的评估价值233,0270元的评估资产,但对于该笔资产的判决,法院却未有任何提及。

(3)拒绝杨亚林提出的司法审计的要求。得知生活段在开庭后违规修改财务证据,杨亚林当庭要求做司法财务审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就查明事实的专业性问题向人民法院申请鉴定。”此案中的租金缴纳金额是最关键的问题,双方也存在巨大分歧,需要第三方审计才能给出专业结论,然而法院对于杨亚林的合理诉求根本不予理会。

(4)二审庭审中,杨亚林的律师再次提出要求司法审计的申请,女审判员当庭呵斥律师:“你住嘴,不要乱讲话。”

第三,证据采信方面存在诸多问题。

其一,根据生活段提供的租赁合同,杨亚林应缴纳2386320元房租,而据律师从生活段提交给法院的财务凭证核查,杨亚林实际已缴纳了2915209元。因此杨亚林不仅未欠租金,还多交了528889元。但法院对此证据并未予采信。

其二,生活段经营公司经理孙某要求杨亚林垫付五保户孤寡老人周某福(生活段门卫)工资、医药费用以冲抵房租,自2008年至2017年,杨亚林一共垫付了251917.8 元,对于这一事实和证据,法院却不予采信。

其三,生活段三任段长都同意用在集美酒店招待的餐费签单抵扣房租。杨亚林提供的部分证据已充分证明这三任段长在任期间,单位都存在着频繁地餐费签单现象。依据现有的餐费挂账报表推算,仅2013年至2015年餐费签单额达243936元。然而对于这一事实和证据,法院却不予采信。

判决书中存在虚假陈述。

(2017)鄂7102民初43号判决书第6卷第6条第3行内容为:“被告所举证人柯某勇段长的证言,证明当时被告2004年租赁本合同租赁物的相关情况。原告对该项证据不予认可。经查,被告仅提供了书面的证人证言,但没有邀请证人出庭作证,证人不出庭作证,当事人就无法对其进行质询,不易判断证言的真实性。故对该份证人证言,本院不予支持。”杨亚林说,实际情况是,开庭当日证人柯某勇段长、证人李某强都在法院外等候出庭作证,但法官徐某平说他们没有必要出庭,不允许两人出庭作证。

第五,选择性执法。

杨亚林说,在案件审理中,他明确提出生活段伪造证据并提供了真实的租赁合同,法院也承认生活段提供的不是真实的租赁合同,但最后不仅未追究其任何责任,还以虚假合同为依据进行判决。

第六,两级法院领导公然接受原告宴请。

杨亚林说,2018年6月7日,一审、二审两级铁路法院副院长、法官等相关人员曾在襄阳五星汉江国际大酒店接受原告单位领导的宴请。2018年6月15日,杨亚林便收到了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书。

第七,领导干涉司法。

杨亚林说,他有录音证据可以证明,案件还在一审调解阶段时,襄阳铁路法院副院长徐某平曾亲口说,武汉铁路局某领导要求武汉铁路中院副院长张某飞亲自督办此案,目的就是让杨亚林败诉。

在二审调解阶段,二审法官张某飞极力撮合杨亚林接受调解,并主动提高赔偿金额。但是段纪委副书记说:“我们说了不算。”张某飞说:“那我去请示领导。”打完电话后,张某飞就改变态度,告诉杨亚林“领导要坚持一审判决。”

杨亚林说,整个事情的起因皆为生活方式以领导个人意志为重,任何契约可以不被遵守,哪怕违反合同法单方违约,只要找个理由让他背锅承担损失即可。

第八,判决存在不公平不公正。

一是关于评估报告的问题。杨亚林说,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对评估公司对供应站二期改扩建工程所作的投资评估报告给予了认可。但评估报告所认定的价值2330270元的评估资产中,没有提及对他投资改建成本的补偿。

二是一审判决对于集美酒店改扩建投资评估价值8046596元中的2630768元的投资不予认定问题。一审判决认为该部分投资“不属于合同约定的房屋改造和新添设备”。但杨亚林说,经查,合同中并无该项约定。评估明细表——合同2中表明的这2630768元投资所涉及的140元项目,大都是房屋改造材料和新添设备,法院不予认定没有道理。而且,集美酒店改造装修豪华,他在租赁经营过程中仍在不断进行更新改造,至今仍是里外如新。并且,房建生活段至今仍原封不动地在用于办公和租赁经营。

三是关于补偿的数额。杨亚林认为,对于评估报告认定的投资成本8046596元,一审判决仅给予他补偿72.2万元,此判决有失公正。

杨亚林表示,因为合同突然终止,完全打乱了他的经营规划,巨额投资又得不到正常赔偿,加上长达几年的诉讼缠身,严重影响了他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资金链断裂,极大损害了其合法权益。而在此之前,他一直遵守双方合同约定,按时履约。房建生前也多次在法庭调解会上明确表示,双方合作十分愉快。但现在却想通过恶意虚假诉讼侵犯他的合法权利。对于房建生活段的行为,以及诉讼过程中多次遭受的司法不公,他将通过合法正当途径向有关部门门和媒体反映,以期引起社会关注,早日为自己讨回公道。

法律点评:

此案涉及多个法律点,一是铁路局领导个人干预司法,应负什么责任?二是一审、二审两级法院副院长和多名法官接受原告方宴请,是否违法违规?三是租赁合同违约问题,四是合同解除时对装饰装修物的处理问题。

而对于此案,结合中共中央党校教授戴焰军教授相关观点认为,关于领导个人干预司法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明确,领导干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违法干预司法活动:

(1)在线索核查、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2)要求办案人员或办案单位负责人私下会见案件当事人或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近亲属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利害关系的人的;

(3)授意、纵容身边工作人员或者亲属为案件当事人请托说情的;

(4)为了地方利益或者部门利益,以听取汇报、开协调会、发文件等形式,超越职权对案件处理提出倾向性意见或者具体要求的;

(5)其他违法干预司法活动、妨碍司法公正的行为。本案中,如果部分领导确实存在杨亚林所述违法干预司法活动行为,那么按照相关规定,一旦查实,其将受到相应纪律处分;造成冤假错案或者其他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还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法官接受当事人宴请问题,《法官法》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法官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利益输送,或者违反有关规定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应当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合同违约的问题。《民法典》第五百六十六条规定,合同因违约解除的,解除权人可以请求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本案中,如果双方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合法有效,则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法律约束力。一方如果提前终止租赁合同,就属于合同违约。对于合同违约的赔偿,如果合同有约定,按合同约定进行赔偿;没有约定的,按实际造成的损失赔偿。本案中,杨亚林承租本案讼争场所用于开办酒店,必然要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去进行建设、办理开办手续等工作,如果出租方任意通知解除合同,那么将使承租方为此遭受巨大损失,所以应按照合同约定对承租方进行赔偿。如果没有约定,则按实际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

对于合同解除时对装饰装修物的处理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城镇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装饰装修,合同解除时,双方对已形成附合的装饰装修物的处理没有约定的,人民法院按照下列情形分别处理:因出租人违约导致合同解除,承租人请求出租人赔偿剩余租赁期内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的,应予支持;因双方违约导致合同解除,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因不可归责于双方的事由导致合同解除的,剩余租赁期内的装饰装修残值损失,由双方按照公平原则分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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